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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横港路的河边,泊着一艘歪歪斜斜的小船。每次我骑车途经此处,我总爱戏称它为一艘沉没的微型“泰坦尼克号”,宣城饭店也在这条路上。饭店老板,是我同学的舅舅,他个子高大,平头,大眼睛,说话嗓子有些嘶哑。后来,他从机场回来了,把江镇道新的饭店关掉,回到宣城。有一天,我带客户看房,看到他在某小区门口卖烤鸭。
机场周边,纵横交错着数不清的小河。在这里务工的搬运工们,结束仓库里一天的体力劳作后,常会自制简易的小船,装上电瓶,钻进一条条狭窄浑浊的河沟,撒下丝网捕鱼捞虾。这里的河水算不上干净,泛着暗沉的浊绿色,蒙着一层浑浊的雾气。可工人们毫不在意,踩着硕大的泡沫浮船,两人结伴而立,一人扬手撒网,一人俯身帮忙,动作娴熟又默契。捕捞上来的鱼虾,大多会摆在中横港路的街边菜摊,卖给周边同样在外打拼的打工人。我爱吃龙虾,却从不在此处购买。宁愿有空绕路去基地三路那里钓龙虾,那里水草丰茂、水质清澈,钓上来的龙虾腹部青白透亮,干净又鲜活。
我隔壁,住着一户合肥人家。男主人身材高大魁梧,女主人常年扎着利落的马尾,脸颊带着质朴的高原红。家里有两个孩子,十岁左右的男孩聪慧灵动,叫佳佳,五六岁的小姑娘乖巧软萌,叫萍萍。不足十平米的出租小屋内,两张托盘搭成的简易床铺,便塞满了一家人的日常。
女邻居性情温和热忱,时常会将丈夫捕来的小鱼,端上一盆送给我。我知河水污浊,实在不敢食用,却又不忍辜负这份朴素的善意,几番推辞,让她留着售卖换钱。可她执意要将鱼塞到我手中。无奈之下,我趁她不注意,悄悄端着鱼走到中横港路的菜摊边,打算卖掉。我本不是摆摊叫卖的人,手边也没有称重的工具,脸皮素来单薄,站在路边难免局促不安。可既然端了出来,便想着总要把这些鱼处理妥当。
不多时,有人上前询问价格。我仓促开口:“十八,全都拿走。”来往行人打量着我,一眼便能看出我并非常年摆摊的商贩。我只好随口谎称,是帮隔壁叔叔代卖,又刻意放软语气,装作窘迫的模样,表示可以便宜些。顾客追问底价,我抬手比出巴掌:“十五。”买菜的大姐轻轻摇头,依旧觉得价格偏高。我索性退让:“十块,全部拿走。”大姐神色一松,像是捡了实惠,爽快掏钱将鱼买下。我攥着这十元零钱,转头挑了些零食,悄悄送给邻居家的小姑娘,自始至终,没让夫妻俩知晓我处理了那碗鱼。
夜色深沉之时,这户合肥人家常会下河捕鱼。男人背着电瓶,在幽暗的河水中作业,这种捕鱼方式本不合规矩。捕捞上岸的鲜活鱼虾,会被养在大号塑料盆中,氧气泵持续嗡鸣,源源不断输送着氧气;若是捕捞时死去的鱼虾,便留着一家人自己食用,鲜活的则整理干净,送到街边市集售卖。男主人张先生平日里在物流仓库务工,捕鱼便成了补贴家用的副业,靠着一身力气,艰难支撑起整个家庭。
白日上班,他身着印着红色字样的工装,无需外出奔波,每日骑着自行车往返宿舍。暮色降临,为了下河捕鱼,他总会换上一双齐膝的黑色大筒胶靴。他性格寡言内敛,凡事都默默埋头去做,周身总带着底层打工人独有的沉稳隐忍。寂静的出租屋里,时常传来两个孩子嬉笑打闹的清脆声响,紧接着,便是女主人温柔的劝和声。
在这座繁华的上海城里,这户平凡的合肥人家,伴着河水的潮气与市井烟火,在方寸出租屋里,认真又用力地生活着。我虽没吃她送的鱼,但我记得那份心意。那时,我看着身边那一群在上海打工的人,我常常会觉得生活是多么的苦,可是每个人都是那样的坚韧,大家像夹缝中的野草,悬崖中的小树,从不放弃生命的希望。后来我在道新又认识了很多打工的人,包括我的本家叔叔,又发生了好多好多的事。我一直都坚信,无论经历过什么,人只要还能活着,生活都会一天天好起来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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