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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什么这么说呢?我从山里来到城里,整整21年,在喧嚣的城市生活中,依然保持着山里人那特有的禀性:忠厚老实,心底善良。
先说忠厚老实。我这人一贯忠厚老实,没啥城府。有一句话叫“党叫干啥就干啥”,我是真的做到了。
回到宣城,办公室没人干岀纳,让我去干,我去了。我这人没啥岀息,面对大把大把的钞票,手总是发抖,但没办法,手再抖也得硬着头皮去干。
后来监察室主任看上了我,让我去干监察,说查办案件的人要有一定的会计素养,我去了。
到一个县里查处一起岀纳长款案,一位农村的,大专刚毕业的,分到银行工作不久的年青小伙子,一时糊涂,办理业务长款后,没有及时地向主任汇报。被发现后,长款也交回去了,并深刻做了检讨。
我同监察室主任一道去查,放了这个小伙子一码,没有立案,纠正了就算了。农村孩子,读个大专不容易,不能一时糊涂,就立案查处,害人家一辈子。
在监察室没干多长时间,领导又让我干机关财务会计,这一干就是五年。当财务会计的不容易,就是你要经得住审计、财政局中企科、税务局、人民银行等诸多监督机构的检查。
我在干财务会计的同时,单位评职称,人事上特别忙,让我去帮忙。那时,还没有配备电脑,写职称评审材料都是用手工写。我既撰写了中级职称的评审材料,又撰写了高级职称的评审材料。当时都是时间紧、任务重,一干一个通宵是常有的事。
财务会计工作结束后,我被下派到一个县级分支机构当一个小领导。
当一个小领导,一个最大的问题是眼睛向上,还是眼睛向下的问题。如何处理好这个问题确实不容易。你说眼睛不向上,这怎么可能。但眼睛一味向上,不向下,忽视员工利益,你又怎么立得住脚。
当时我所在的机构,因为巨大的亏损,上面不让发职工误餐补贴。但我还是想方设法发了。为此,还有人举报我。但因为这是为群众谋福利,最后不了了之。后来我又在资金极为困难的条件下,为职工盖了40套住房。
从县里挂职结束,回到机关,让我到干校当校长。我接手时,学校的账面上只有5.68元钱。机关只负责老师的基本工资,其余的误餐补贴等福利,都是要我们自己“打岀油来吃油”,自己想办法解决。
穷家难当,没办法,只有增收节支,才有活路。经请示同意,领导同意我将干校闲置的教学楼租给奋飞中学办高考补习班,这样,可得10万元钱租金,教师的误餐补贴有了着落。
后来,我发现,一个月的水费1万多元。我就带着负责后勤的老师排查,终于发现,管道破裂漏水,每天哗哗不停地不知淌走了多少钱。后经过维修,每月水费只有3千多元,节省了三分之二。
因为没有钱,我把学校的水炉停了,又把学校食堂承包了,又将计划外用工除留保洁外,全部清退了。再后来,又同安农大办函授,又办招待所,获得一定收入。这样,就确保了学校的正常运行。
有了钱后,我把学校粉刷一新,还带老师们到上海玩了一趟。
2000年是第16个教师节,总行教育部举办全行教育系统演讲比赛。我动员老师参加,没有老师参加,我就只好自己披挂上阵,先参加预赛,最后杀入决赛,进入全行16强。
决赛在天津干部管理学院举行,评委是央视编导和中国传媒大学老师。我以《热爱是最好的老师》为题在学院礼堂激情演讲,获得满堂喝采,并得了一个优秀奖。
再说心底善良。我在县里挂职时遇到这样一件事情。一位领导要我将省里的某领导的一位亲戚从下面调上来,我没办。我不是不办,而是没法办。当时,要求调动的太多了,我要是调了,就没办法收摊子。
但有一位基层的女员工,孩子得了脑积水,每星期要两次到城里治疗,十分不便。鉴于她的特殊情况,她没找我,我主动把她调上来了。
我是个山里人,这么多年在城市生活,我对城里人的认识,大多数都是老实做事、清白做人。但也不排除有少数的如北大钱理群教授所说的“精致的利己主义者”,他们“世俗老到,善于表演,懂得配合,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”。
有的人往往显得格外精明,工于心计,看我老实,动辄就不带我玩。其实,我用不着任何人带我玩或不带我玩,因为我始终有一个信念,那就是:“工作着是美丽的”,人靠劳动吃饭,认真工作,用不着看任何人的脸色。
城市生活使我的生活质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我得到了福利分房,住进了二十四小时都能洗热水澡,有抽水马桶的新房子,这是以前做梦想都不敢想的事情。
而我不变的是忠厚老实,心底善良的山里人本色。冯小刚电影《手机》中费墨教授说:“做人要厚道”,此言极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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