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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3年的春天,SARS非典型肺炎,在北京有了首例输入性病例,疫情开始向全国扩散,北京的小汤山医院紧急开建。而在我家,另一件大事正在发生——我爸上班的公司,已从虹桥机场仓储监管区,迁至浦东机场物流中心。我爸在电话里兴奋地对我妈说:“王总那里需要人,他想把XX带到机场去……。”王总和我妈说:“先把你女儿带到我家里来,我看下。”就这样,我跟数码公司陆组长请了半天假,转两辆公交车到上海同济医院。因为我不买新衣服,所以,我妈临时,又带我去好又多,买了套衣服。一条牛仔裤和一件粉红连帽拉链开衫,里面是半截短袖。我扎着一个马尾,朴素的很。
天黑,我们到了大华新村。我妈带我到了王总家里。那时,我第一次见到,我爸妈常说的王总。那也是我第一次,踏入一个地道的上海人的家里,王总和阿姨很热情地,招呼我和妈妈吃饭。也许,他是想通过一顿饭,来看看我的表现。我有礼有节,得体周到。上海菜酱油重,红烧肉好甜。我紧张没吃饱。吃完饭,我们坐在沙发上,王总看看我,又笑着对坐在沙发另一侧的阿姨说:“小姑娘蛮好。” 我犹犹豫豫说:“公司那边……还有几天工资没结。”
王总摆摆手,笑着说:“十来天,那就不要了。今晚你就回去收拾东西,后天早晨跟我到机场。“他的口气不容置疑。
我立刻回到公司辞职,在兰兰她们惊讶的目光中,我火速回到宿舍,收拾好我的东西,当天下午,我就回到上海同济医院。
第二天早晨,我起得很早。王总叫我坐69路公交车到交通路。他让我在那里下了车,就在站牌那里等他。我按照他说的去做,差不多时间到了,王总如约而至。我们一同乘往机场五线,到浦东机场。
机场专线的大巴车,像长途大巴一样,而非普通公交车的车型。我坐在王总身边,我大气都不敢出。他不说话,表情严肃。我一直盯着窗外的风景,车子快到浦东机场,我看到地面的路标指示,很气派。候机楼像飞行的鸟儿翅膀一样。我们从大巴上下来,还要换乘电梯到一楼去。我一手提着很重的行李箱,另一只手提个重包。我妈给我塞了很多东西。王总大步流星地走到了前面,我提着它们气喘吁吁。心想:“怎么就不能帮我提一下?”我心里想却不敢吱声,只好咬紧牙,吭哧吭哧地,近乎小跑地跟上他的步伐。浦东机场候机大厅里,白色的巨柱从顶棚悬挂下来,森然如林,让我想起“万箭穿心”这个词。而我,正抱着一份渺茫的希望,笨拙地穿过这片丛林。
到了一楼,司机已等在那里接我们了。司机是个中年男人,叫小刘,微胖,头发微卷,说着上海话。王总看着他,指了指我,说:“新来的小何,送我们去3号炮楼。”或许是打工人的默契,司机小刘帮我把行李箱塞到后备箱。王总坐在副驾驶,和他说着话。我坐在后面,一言不发,上海话听不懂,也不敢插嘴。
后来我才知道,王总说的炮楼是指“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最大的货运站。”门口的保安看到了车上的“出入境检验检疫通行证”,抬起黄色栏杆,车子未做停留,直接疾驰地使到3号炮楼前,停了下来。小刘再次帮我把行李箱提下来,我注意到有许多的货车,放下了后面的挡板,将车子和货站的台面平齐,一辆轰鸣的黄色铲车,正铲着一个木质的托盘,放入一辆外地车牌的货车上。司机跳到车上,将塑料桶从托盘上滚下来,穿着灰绿色的货运站工作服的铲车工人,动作熟练地把铲车开走。有几人闲站着一起聊天,有人坐在地上,我透过细密的铁丝网,能看到货站里面场地很大。
我跟在王总后面,进入了电梯。轿箱向上升起,我一阵眩晕,这是一个崭新的世界。
我人生,最珍贵的十年,在这里开始了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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