要解决问题，不能解决提出问题的人

江南城市

舆情处置是检验领导干部政绩观的“试金石”。《求是》杂志近期刊文深刻指出，“决定舆情处置水平的首要因素并不是操作层面的‘术’，而是党性与政绩观层面的‘道’，只有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才能具有科学的舆情观。”这一重要论断，直指当前舆情处置中的深层问题——为什么有些干部面对舆情的第一反应不是解决问题，而是“解决提出问题的人”？

一、“解决提出问题的人”：一种危险的路径依赖
现实中，“解决提出问题的人”并不罕见。

某地群众反映饮水安全问题，职能部门不是去排查管网、检测水质，而是追查是谁在“煽动”群众；某企业投诉审批流程繁琐、效率低下，相关部门不是反思流程再造，而是研究如何“规范”企业投诉渠道；某医院患者质疑收费不透明，院方不是公开账目、解释说明，而是调取监控“查找”投诉者信息……这些案例有一个共同特征：面对问题，首先想到的不是解决问题本身，而是让提出问题的人“闭嘴”。

这种做法的背后，是典型的政绩观扭曲。一些干部把“不出事”当作最大政绩，把问题暴露视为“添乱”，把群众监督当作“找茬”。在他们看来，问题被掩盖就是“稳定”，矛盾被压制就是“和谐”，投诉被撤回就是“满意”。殊不知，“解决提出问题的人”只是暂时掩盖了问题，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。纸包不住火，问题不会因为没有人提就自动消失。相反，它会像暗流一样在地下涌动，总有一天会以更猛烈的方式爆发出来。

《求是》文章指出：“有的领导干部装聋作哑、畏首畏尾、‘甩锅’应对；有的把舆情处置简单等同于危机公关，只想着‘删帖’、‘删稿’，却不直面问题、解决问题。”这些现象的背后，是一种扭曲的逻辑：与其花力气解决复杂棘手的问题，不如花更小的成本“解决”提出问题的人。这种“性价比”思维用在舆情处置上，看似聪明，实则愚蠢。

二、“解决提出问题的人”的根源：政绩观错位
为什么会出现“解决提出问题的人”这种怪象？根源在于政绩观的严重错位。

第一，把“不出事”当作政绩。 一些干部把稳定等同于“没有声音”，把和谐理解为“没有矛盾”。在这种思维主导下，任何问题的暴露都是“工作不到位”的表现，任何投诉举报都是“给单位抹黑”的行为。于是，他们把精力放在“捂盖子”上，而不是解决问题上。

第二，把“对上负责”等同于“对领导负责”。 《求是》文章指出，有的地方部门在舆情处置中“从狭隘的部门利益出发”，不考虑党和政府的整体公信力，只考虑本地区、本部门的“形象”。在他们看来，问题曝光会影响上级评价，投诉增多会影响考核排名，因此必须“控制”舆情，而控制舆情最“有效”的方式就是让提出问题的人“消失”。

第三，缺乏担当精神和历史耐心。 《求是》文章指出：“领导干部绝不能存在‘击鼓传花’式的侥幸心理，满足于只要风险不发生在自己任期内就可以。”一些干部面对复杂问题，不是想着如何从根本上解决，而是想着如何“拖”过去、“混”过去。问题解决不了，就解决提出问题的人——这是一种典型的“击鼓传花”心态，把矛盾往后推，把责任往下卸。

第四，群众立场不牢、宗旨意识淡薄。 《求是》文章强调：“舆情处置并非就舆情处理舆情，而是通过处置舆情，更好地了解民意、改进工作、解决问题、赢得民心。”而“解决提出问题的人”恰恰相反——它不是通过解决问题来赢得民心，而是通过压制诉求来掩盖问题。这背离了我们党的群众路线，背离了“为人民服务”的根本宗旨。

三、“解决提出问题的人”的危害：不可低估的代价
“解决提出问题的人”看似是一种“高效”的处置方式，实则代价巨大。

第一，损害党和政府公信力。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。当群众发现反映问题不仅得不到解决，反而会被“穿小鞋”、被“打击报复”，谁还敢说真话？谁还愿提意见？久而久之，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就会流失，我们就会失去最宝贵的执政基础。《求是》文章指出，“以公开透明、公正合理的处置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赞同与信任，从而赢得民心”——这是舆情处置的最高目标，而“解决提出问题的人”恰恰走向了反面。

第二，错失改进工作的机会。 群众的投诉举报、意见建议，往往是工作中存在短板的“信号灯”。如果我们只想着“灭灯”，而不是顺着灯光找到问题所在，就会错失改进工作的宝贵机会。《求是》文章指出，应当“从纷繁复杂的舆情中辨识出能够代表民意的真正的舆论，回应舆论场中合理的利益关切，起到解疑释惑、沟通民意的作用”。“解决提出问题的人”正好相反——它关闭了沟通的渠道，切断了了解民意的路径。

第三，积累更大的社会风险。 问题被掩盖不等于问题被解决。一个被压下去的投诉，可能会变成十个；一个被“解决”的投诉者，可能会变成一群。当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，就会以更激烈的方式爆发。到那时，处置的成本将成倍增加，处置的难度将指数级上升。

第四，败坏政治生态。 “解决提出问题的人”一旦成为风气，就会形成一种可怕的“寒蝉效应”——人人不敢说话、人人不敢提意见。这种环境下，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就会滋生蔓延，求真务实、真抓实干的作风就会被侵蚀。

四、正确的“解题”思路：把解决问题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
舆情处置的正确“打开方式”，不是“解决提出问题的人”，而是解决“人提出的问题”。

第一，把群众监督当作改进工作的契机。 《求是》文章指出，“人民群众通过新闻舆论监督党和政府工作、反映意见呼声，有利于改进党和政府工作，促进问题解决，疏导社会情绪，化解社会矛盾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。”群众的意见，是对我们工作的提醒和鞭策。有问题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有问题而不自知、有问题而不解决。把群众监督当作“晴雨表”，从中发现工作的短板、作风的差距、制度的漏洞，这才是正确的态度。

第二，坚持“事情+感情”双重处置。 《求是》文章强调，要“依法依规处置好事情本身，同时做好‘事情+感情’的双重处置”——及时准确向群众传递事实真相，回应群众关切，疏导好公众情绪，展现出主动解决问题的良好形象。解决实际问题是“硬道理”，但解决群众的情感诉求同样重要。态度诚恳、回应及时、处理公正，群众是看得见、感受得到的。

第三，把功夫下在平时。 《求是》文章指出，“舆情发生在一时，但处理舆情的基础在平时，关键在于赢得群众信任。”平时不努力，事发才“灭火”，往往事倍功半。只有平时就把群众的事放在心上、办在手上，真正赢得群众的信任，才能在舆情发生时获得群众的理解和支持。

第四，敢于担当、善于作为。 面对复杂问题，要有“功成不必在我”的境界和“功成必定有我”的担当。解决问题可能需要时间、需要投入、需要得罪人，但这恰恰是领导干部应当承担的职责。推诿扯皮、“击鼓传花”看似聪明，实则是对党和人民事业的不负责任。

五、从“解决提出问题的人”到“解决人提出的问题”
从根本上扭转“解决提出问题的人”的错误倾向，需要从多个层面发力。

在思想层面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。真正的政绩，不是“零投诉”“零舆情”的数字，而是“群众满意”的口碑。《求是》文章明确指出：“舆情处置应以是否解决问题、人民群众是否满意为最终衡量标准。”各级干部要深刻认识到，群众反映问题是对我们的信任，解决问题是我们的本分。

在制度层面，要建立健全群众诉求表达和权益保障机制。要让群众有地方说话、有话敢说、说了管用。同时，要完善对“解决提出问题的人”行为的问责机制——对压制批评、打击报复、掩盖问题的行为，要严肃查处、绝不姑息。

在能力层面，要提高舆情处置的专业化水平。《求是》文章指出，领导干部应“进一步增强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，妥善处置舆情，让舆论成为实际工作的进军号、助推器”。要学会在舆情中辨识民意、在批评中发现问题、在处置中赢得信任。

在作风层面，要大力弘扬求真务实、真抓实干的作风。解决问题不能停留在口头上、文件上，而要落实到行动中、体现在效果上。要像钉钉子一样，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解决，一个矛盾一个矛盾地化解，用实实在在的成效赢得群众的认可。


“要解决问题，不能解决提出问题的人”——这句话听起来朴素，做起来却不简单。它考验的是干部的党性和政绩观，检验的是干部的宗旨意识和群众立场。
《求是》文章深刻指出：“舆情处置能力其实是一种执政能力，舆情观反映政绩观。”面对舆情，是选择“解决提出问题的人”，还是选择“解决人提出的问题”，本质上是在选择两种截然不同的政绩观。前者选择的是掩盖、逃避、压制，后者选择的是直面、担当、作为。我们应当坚信：绝大多数群众是通情达理的，绝大多数诉求是合理合法的。只要我们真心实意为群众办事、踏踏实实帮群众解难，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，就没有化解不了的矛盾。反过来，如果只想“解决提出问题的人”，最终被“解决”的一定是自己的政治前途，一定是党和政府的公信力。

让我们都来做问题的“终结者”，而不是提出问题的人的“终结者”。这才是正确的政绩观，这才是科学的舆情观，这才是对人民负责、对历史负责的态度。

恋枫居士

解决人才是性价比最高的办法

来自苹果APP客户端

旌旗飘飘

   说起来都很容易，真正在操作层面又是另外一回事

一丁一

好文章，希望有司舆情应对多注重道再讲究术。

孙有数

解决提出问题的人是反政绩观，解决人提出的问题是正政绩观，要赢得民众的信赖和尊敬必须树立有功成不必在我的理念，才能获得公信力与成就感。

明媚阳光

有意思

一支枪

，对我帮助很大，必须支持一下。